英利重奖一线创新员工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磊 降蕴彰 进入专题： 小产权房 。

另外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是金融市场。中国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获得海外资本市场的资金，从而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如果政府所占的股份超过了50%，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行政单位，有利益冲突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构建与世界经济相容的具有包容性、创新活力、及可持续的新的增长秩序，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现在的金融改革，如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项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方向全是对的。所以产权的界定、产权的交易、产权纠纷的解决和产权的保护是西方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企业也是市场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也发展工商业地产市场，赋予30年产权。富不过三代，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藏富于民才是长治久安之到。而在北京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是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3倍，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

第一，提高低工资人群工资难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全国收入差距扩大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的退休金制度带来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异。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因为在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变分配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

比如，2011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比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出94%。《经济参考报》：针对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今年2月5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从收入差距上看，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放缓，而且近两年甚至出现了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而实现这两个方面重大转变却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改变发展方式，需要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无疑是三中全会中最受人关注的改革。近几年收入差距出现了缓慢下降的势头，例如全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2年的0.474。中等收入阶层人口比重扩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二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由于全国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很小，这样一种下降的势头是否会演变成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第三，缺少有效的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其次，既得利益人群和部门的强力阻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走高，必须尽快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改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局面，扭转各种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不断蔓延的势头。《经济参考报》：过去十多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十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走高，社会公众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注和期待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要将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作为中心内容。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水平的确，我们这里侵犯私人产权是强有力的传统，一不小心就重新侵犯产权。如果一项改革符合经济规律，批评和叫停都是没有用的。苏联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许还可以，但中国恰好相反，人多地少。中国的改革永远是走一步退三步，退两步又走一步，曲线向前，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也是反复过多少年。

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义？ 周其仁：从逻辑上来讲，确权是基础和前提。还有广东的三旧改造，其实也是探索给农村建设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

那种村社社会主义，要点是随人口变动不断重新分配土地。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义的发动过程，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

对改革中出现的不良苗头，永远保持及时的批评。在城市国有土地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现实下，一方面，各种地下流转在强大利益驱动下层出不穷，诸如被默认的农村厂房、屡禁不止的小产权房。

但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地租，却随着土改而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了，除了农业税以外，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在成都做调查时发现，不少县级官员对产改确权的态度，是有很大保留的。  集体制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但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没法设计，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

8月，广东宅基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允许本镇内非城镇户口之间的农房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的平衡点，会在其中不断调整。

在现实中，农地也是许多地方试点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南方周末：如何做好这项不可逆转的改革？现阶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里？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几句话，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关键。

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农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点在什么地方，也会维权，会保护自己的权益。确权则是对此的一种约束，但确权这件事情费时费力又费钱，如何推动地方政府切实地做好它？如何让农民主动配合它？改革的动力机制来自哪里？ 周其仁：流转就是动力机制。

从小产权房到成都试点，到底哪一个会成为出口，谁也不能肯定，但这些可能的出口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是一样的——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源最终会流向出价较高的主体，这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成都土改试点为什么操作得比较细、比较谨慎？也是因为意见纷纷，前程未卜，也不知道前面会是一板子还是给一颗糖。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过去的经验还证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改革，这方面学者和你们媒体有不少事情可做。

决定性的事实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让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让他们看到流转所能带来的增量利益后，再把确权放到前置条件里。增减挂钩试点，表面看起来新增加的建设用地收益要分出一部分给农民，还要负担农民集中居住的成本，不如直接征地划算。

耕地承包权的确权发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我比较相信形势比人强，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终究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这是很确定的。